编者按：2014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韩国将金属活字印刷术视作其文化符号之一，在中国公众特别是学术界再度引发争议。其实，最近几年，韩国试图争夺印刷术发明权的行为并没有停歇。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韩国学界和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确实也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不满。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不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

雕版印刷术：板上钉钉也遭抢

先看雕版印刷术。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这卷《金刚经》当然只是中国人至迟在公元868年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的证据，按照常识推论，中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

然而，韩国却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0年至704年）创制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这样推测：不早于公元704年（当年该经才译成汉语），不晚于公元751年（这年藏有该经卷的舍利塔完工）。韩国学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们宣称：既然《陀罗尼经咒》印刷于公元704年至751年间，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造的。富路德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断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由中国传播到国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分册《纸和印刷》（该分册由钱存训著，1985年）也郑重采纳了这一结论。

回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中，人们无暇顾及遥远的朝鲜半岛东南部一个佛寺舍利塔中发现的小小经卷，更没有注意到韩国人借此开始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的努力。等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才发现韩国人持续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话，居然已经在西方和日本广泛流传了！

活字印刷术：韩国不可同日而语

再看活字印刷术。争议的情况更为复杂。

北宋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至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复使用）。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种缺点而放弃了。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祯于公元1297年至1298年间创制了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他担任过6年旌德县的县尹）。木活字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公元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昇那时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华燧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钱存训的看法，他是那些发了财之后想要用刻书来博取声誉的富人中的一员，“他狂热地沉湎于书本”，但20年间，他家族办的出版公司“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制的书，也只是“至少有15种，共约1000卷”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也曾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6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与在中国的境遇相比，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却是大受青睐。

按照韩国文献记载，公元1234年，晋阳公崔怡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

朝鲜大规模铸造活字始于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铸“庚子字”；世宗十六年（公元1434年）铸“甲寅字”；世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铸“丙辰字”。此外又创制了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等书。朝鲜此后很长时间都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一些学者考证，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另一说认为多达40余次），其中33次为政府所铸。这些金属活字绝大部分因兵燹灾害等原因而毁弃，或熔铸为新活字。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来看，在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中，朝鲜确实有可能比中国更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在当时也有事实根据。

但是，即便如此，韩国也不可能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夺走。因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印刷，毕竟晚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300余年。就算朝鲜首先使用了金属活字，那也只是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所做的技术性改进或发展，这和“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道，近年络绎不绝。而韩国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最终必将成为见证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小插曲——他们引为证据的文献，不都是汉文汉字的吗？